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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自此,陈卓然和南昌就又联系上了。总是陈卓然到南昌这里来,来了就不出去,关了门说话。现在,多半是陈卓然躺在床上,南昌坐在书桌后面的藤椅上。椅上那个包袱,母亲的遗物,不知什么时候,也不知给谁收起了。就好像是不约而同地,大家都开始,如陈卓然的说法,开始“面对”某些事情。一旦“面对”事情便自然而然地结束了。陈卓然躺在南昌父亲,现在是南昌的行军床上,伸出穿了鞋的脚,仰着头,眼睛忽然定住在某个点上,就一动不动了。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话多,各自都怀揣了一些经验,几近隐私的性质,并不是有意不交流,而是自己都不能完全理解,无从讲起。于是,便常常沉默着,倒也不觉得窘,相反挺自在。有时候,陈卓然会提出一些问题,与南昌讨论——比如红卫兵打响了文化革命的开局战,自己的前途又在哪里?比如文化革命的用意究竟是什么?还比如,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模式应当如何?可见陈卓然一直没有停止思考,而且,思考的问题更加切合中国的实际。他不像过去那么热衷于雄辩,措辞也要温和得多,南昌难免会觉得锐度不够,但因是陈卓然,他宁愿相信这是一种深沉。但是有一个问题,使陈卓然激动起来,那就是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!他从行军床上欠起身子,然后渐渐坐直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头,分析全世界几大阵营的力量抗衡——其实,他站到地上,毛主席早就在准备,准备调整力量,进行第三次划分。他从万隆会议,谈到亚非拉会议,说,这就是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,农村包围城市,弱势包围强势,中国革命怎么胜利的?他问南昌,南昌也兴奋起来,好像回到了那个如火如荼的日子里。那时候,礼堂里通夜亮着灯,挤满了人,辩论着国家的前途,民族的命运,青年运动的方向那个停电的夜晚,黑压压的人头上摇曳着点点烛光,多么激动人心啊!现在,这里只有他和他,可是,他们依然谈论着国家大事,全人类的事业。陈卓然站在房间中央,因南昌是坐着,就有了俯视的意思。南昌毫不觉得屈抑,相反,他喜欢这样,怎么说呢?这样指引和被指引。他很高兴,那个倨傲的领袖式的陈卓然又回来了!这段日子,陈卓然多少是低沉了。

    中国革命是怎么胜利的?南昌按捺着兴奋的心情,轻声问道。陈卓然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说出两个字:延安。南昌不由也站了起来,两人面对着面。偏僻,荒凉,贫瘠,遍地饥民,可这是中国的腹地,这就是中国,潜伏着革命的力量,镰刀,斧头,老镢头,听说过那句名言吗?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!可是——南昌打断了陈卓然,陈卓然没有一丝愠怒,反是极有兴趣地等他说下去,南昌又一次看见那个熟悉的陈卓然,总是鼓励他发表他的幼稚的见解。可是——南昌接着说,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是工人阶级,农民拥有部分的生产资料,比如耕地、农具、牲畜、粮种,严格来说,不能称作无产者。陈卓然的笑容更加灿烂,他说,是的,你对于马克思阶级的观点已经掌握得很好,但你对中国的现实却不够了解,难免就理论和实际脱离,其实,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,还是李立三的左倾,根本原因都是教条主义,你的这种观点,很容易会倾向这两极,不是我吓唬你,有一点托派的气味呢!“托派”这个词照理会引起一些波澜,可此时他们都那么兴奋着,就忽略过去了。南昌红着脸争辩:我不同意,只有彻底的无产者才能真正革命,农民对生产资料的拥有或部分拥有,使他们多少染有私有制的习俗,法国大革命中,核心力量就是工人阶级,还有青年知识分子。陈卓然收起笑容,变得严肃了:你还是提到“法国”我们却是在“中国”什么是“中国”的国情?我们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工业革命,没有壮大的资产阶级,所以便不可能诞生它的掘墓人——成熟的无产阶级,这就是我们的革命的现实,但是我们不能就此等待走过每一个社会发展步骤,成熟条件,这是因为——第一,马克思的理论已经进入中国,它催生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,使我们具备了思想的条件,产生革命的愿望,和指导的力量;第二,形势不等人,我们要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待革命,第二次世界大战——你看,我们就要涉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题目了—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,进步与倒退的力量分布暂时处于平衡,紧张的平衡,其实是一种危险的僵持,需要有再一次分配调整,所以,时不我待,我们必须在事态爆发之前,积攒起进步的因素——陈卓然的演说被南昌二姐的叫门声打断,开饭了!

    自从陈卓然上门,南昌姐弟吃饭的形式也有所改变,变成围桌而坐。虽然生活费有限,但大姐总是要留饭,并且尽力地改善些伙食。这个七零八落的家,有了客人,陈卓然来到,稍许凝聚起来了些。在一张饭桌上,南昌和大姐虽然还是不说话,可南昌的朋友和大姐说了话,也就和南昌自己说差不多了。所以,那种对峙多少和缓了下来。二姐呢,话就格外的多了。他们这一家,自己人间总是很闷的,话都是对外人说,热情也是对着外人来。听起来不近情理。可是,难道不是吗?家里人就好像不由分说硬被安排在一起,并没有征求过本人的意见,而外人,是经过选择的。南昌内心并不喜欢和两个姐姐一桌吃饭,他嫌姐姐们,尤其是二姐,太聒噪了。而且,他也不顶愿意,让她们来分享他的朋友。他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他的姐姐,和大姐,是有积怨了,二姐,没有积怨,却也因此更生分了。但是,他也看出,陈卓然并不讨厌与她们说话,甚至还有些兴趣。在南昌看来,二姐的说话相对比较接近陈卓然的口味,比如她提出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性质同与不同,还提出剩余价值的计算方法问题。陈卓然耐心地倾听,尽可能地作出答复,有时也提出商榷性意见。但是,他却似乎更愿意和大姐聊天。聊什么呢?聊副食品配给和供应,籼米和大米的出饭率,如何用黄豆孵豆芽——这是大姐从小寄养的苏北乡下的养母教她的,她和那里一直保持往来,于是,关于那里的收成与播种,也是陈卓然热衷听的。南昌自然是要嫌大姐琐碎,但陈卓然在他眼里,则很像一个俄国民粹派青年,对民生民计抱着人道的关怀。对陈卓然的崇拜,又回来了,他需要崇拜一个人,这有效地消除了成长中的孤寂。因为是这样看陈卓然,所以就容忍了大姐的哕嗦,耐心地听,也能生出一些兴味。有一次,他们两人听大姐说底下看门人的女人从乡下上来,住在看门人的小屋——楼梯边木板隔出的一间里,女人用三块砖支了个灶,燃旧报纸烧火做饭,差一点火着。大姐正说得起劲,忽然二姐“噗”地笑出一声,三个人都回头看她,以为她有什么观点要发表,她却什么也没说,冷着脸兀白吃饭。这一餐饭她从头至尾都保持着沉默,可下一餐饭,她又恢复了先前的聒噪,大姐几乎插不进嘴去。南昌觉着饭桌上的气氛很古怪,但陈卓然不讨厌,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

   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题正式展开,陈卓然认为中国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腹地。他从地理上分析——东欧社会主义处在了资本主义包围圈中;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和朝鲜,都是分裂为两种体制和制度,力量削减一半;苏联地跨欧陆和东亚,国土广博,列宁、斯大林,不仅直接继承马克思主义,而且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体,为全世界无产者作出实验,也作出榜样,本来它是最有条件率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,但是,不幸出现了修正主义——这就要谈到思想状况了。欧洲的思想来源基本是同一宗教,属唯心主义世界观,意识形态跟随体制分野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,但是文化根源上,依然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——其实,第三国际就有这问题,这使得欧洲的无产阶级无论是政党还是成员,都潜伏着变质的危险。陈卓然说:我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仅意在中国,更是面向世界——晨曦一点一点染白玻璃窗,将屋内的电灯光映暗,然后有金线样的光穿透窗户,进入室内。不知觉中,一个夜晚在畅谈中过去,而他们没有一点倦意。推开窗户,清晨的光和气息扑面而来,他们的脸一下子浸在了金汤里。梧桐叶上盛着一碗碗的金汤,摇摇晃晃,溢出来,由下面的叶接着。他们情不自禁地微笑着,一些清泠的市声掠过耳畔,自行车的辐条转动声,电车的行行,早起人的脚步。这个城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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