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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最近几个月里,我接二连三地到殡仪馆去。一些人相继离世了,先是我的奶奶,这位活了九十岁的老太太,50年代做过我们这个城市的市长。四十年过后,这个城市知道她的人已经不多,但在她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还是来了不少人。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,多是她从前的战友、部下吧。遗体告别之前,他们轮番到休息室向我们家的人表示慰问。作为遗属,我们家的人都流着泪——除我之外。我不是不想流泪,我奶奶生前是很疼我的。我有一只和平鸽牌袖珍闹钟,就是我奶奶50年代末访问苏联时专为我带回的,尽管那时我还不识字,时间对我还不具备什么意义。我之所以无法流泪,是因为我奶奶的长子——我父亲流了太多的泪,一个将近七十岁的男人,就那么当着众多的熟人生人,咧着大嘴放肆地嚎哭,鼻涕眼泪以及他那因悲哀而扭曲的脸都使我感到难为情,也许是难过。后来哀乐响起来了,告别仪式开始了,我们站在灵堂一侧,继续接受慰问和握手。我以为我会在这个时刻流泪,但眼泪它还是下不来,因为我的精神一直不能集中。我盯着玻璃棺材里我奶奶的遗容,发现她居然被化妆师给涂了两个边缘明显的红脸蛋儿。化妆师当然是好意,是想让死者看上去和活着一样。问题是我奶奶活着的时候从不这样,她一生不用化妆品,绝想不到死后会被化妆师在脸上大做文章。她的红脸蛋儿阻止了我的眼泪,哀乐也使我走神儿。因为这一曲举国上下沿用至今的哀乐,本出自我奶奶的小叔子、我父亲的二叔、也就是我的二爷爷之手。抗战时期他在贺龙领导的西北战斗剧社当指导员兼作曲,他创作的小歌剧新旧光景在当时可说是脍炙人口,哀乐便是取材于其中的一段插曲。当然,它后来之所以能流行全国,想必是又经人作过了加工整理,才更加丰富和完整。但哀乐的主创者是我的二爷爷,这是个事实。这个事实逗弄得我在有哀乐的场合总是三心二意。不止一个人告诉我,哀乐的成功就在于它能使所有听见它的人要哭,不管你眼前有没有一个活生生的死人。于是我就想,正因为有了哀乐,人类才没有了判断眼泪真伪的可能。哀乐是要唤起人所有的悲伤细胞为之活跃的,我仿佛因为与其作者有亲缘关系,才逃离了这种被唤起。我常在应该悲哀的时候刻意欣赏哀乐作为一首“经典”乐曲的成功之处,我还想起我那位创作了哀乐的长辈,当他去世前是怎样叮嘱家人千万不要在他的遗体告别式上播放哀乐。他真是聪明,他愿在死后还原成一个生活中的真人吧,那便用不着让人拿他创作的哀乐再为他增添些戏剧性的悲伤。

    后来几次的殡仪馆之行,我都没有眼泪。有一次适逢省内一位文化界资深官员逝世,因了他的德高望重,佳绩昭彰,前来告别的人空前地多。百十辆汽车堵塞了殡仪馆门前的道路;拥挤在院内等待告别仪式开始的人们寒暄着互问近况,说着该说的或不该说的,让人爱听或不爱听的话。诸如“老刘啊可要多注意身体啊”——仿佛下个就轮着老刘了;诸如“老马呀多日不见你脸色可不好,该去医院检查就得去,别犹豫”——仿佛老马也很危险。更多的人则说着与死者告别全无关系的家长里短,社会新闻。人声嘈杂人头攒动,像集会,又像某个新开业的酒店等待剪彩。若不是哀乐猛地响起,这嘈杂还不知要继续到哪里。我敬重这位官员,他生前鼓励过很多年轻人的创作,本人也在被他鼓励关怀之列,以至于在当年能从一名普通下乡知识青年被调入作家协会,成为半职业作家。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在这大庭广众之下、这记者云集的场面表露我的哀伤呢(注意:此想法已属做作)。我踏着哀乐的节奏排队走向灵堂,哀乐又使我开始走神儿,我为我的泪水迟迟不来感到焦虑。这时乐曲忽然中止了,是录音机接触不良所致。人们都停了步子,仿佛没有音乐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以怎样的节奏向死者鞠躬。我的眼泪本来可以在这片刻的空白中涌上眼眶的,但是录音机被人捶打了几下又恢复了正常,于是哀乐继续,人们的行走便也继续。这当儿我走近了灵堂门口,门口举着大把假花的殡仪馆工作人员向每一位进厅者发放假花,给人感觉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强迫性行为。我被迫接住了一枝脏乎乎的白尼龙绸假花(不知被用过多少回),花梗的铁丝扎破了我的手。我的手流了血,我的眼就流不出泪了。

    有时候我会想起我那天举着一枝铁丝毕露的脏绸花,有些恼火地献到死者遗体旁的尴尬样儿,幸亏哀乐掩饰了这尴尬,哀乐的功效还在于,它不仅能激发人的悲伤,也能掩盖悲伤之外的所有其他。但,我仍然没有眼泪。走出灵堂时我听见两个眼熟的记者对我的议论,他们说起向我奶奶遗体告别那一回,说那回我就从始至终没落一滴泪。

    记者们好眼力。在这样的场合我不仅无法哭泣,我甚至说不清自己的心绪:慌乱,空洞,烦躁,惶惑,无名火也许都不是,也许兼而有之。我因此常常愿意在离开殡仪馆之后一个人到烈士陵园去。

    我们这座城市的烈士陵园是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墓园,占地近三百亩,埋葬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捐躯的烈士。陵园内树木很多:雪松,银杉,丝柏,法国梧桐,白丁香,紫丁香,还有那些将陵园分割成棋盘状的整齐油亮的冬青。树木簇拥着烈士的墓碑,墓碑下是他们的墓穴,一排排隆出地面的长方形墓体从东向西,从南向北一望无际,像士兵整齐的列队。除了清明,这里可能是整个城市最安宁的地方。当我从嘈杂的殡仪馆踏入烈士陵园的大门,当我坐在随便哪位烈士那半人高的墓碑之下,墓道两侧巨大的法国梧桐枝叶交错搭起蔽日的天棚,为我和烈士们遮着阴,这时候我的心便豁啦啦静下来。眼泪常常不期而至,我任凭它去流淌,因为这时我的泪水可靠从容,没有雕饰也不暧昧。不像在殡仪馆里,那地方即令有泪也给人一种来得急去得快之感。在烈士陵园这样的地方,地面上没人认识我,墓中的人又是那么谦虚那么善解人意,我流泪就用不着为了什么。我只看见这里的树很壮美,我还坚信墓中人个个年轻英俊。这里没有哀乐,也没有我奶奶被化了妆的红脸蛋儿,也没有那么多活人的寒暄,因此这里也没有死亡。引人上心的,都是些活生生的对生命的想念。我经常在条条墓道之间走来走去阅读碑文,阅读那些生命和他们短暂得有些残忍的历史。我曾经在一块墓碑上读到过一名烈士的简介,这烈士名叫王青,冀中第xx军分区年轻的副司令。1945年“八一五”日本投降第二天,王青在全区百姓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报告之后,归途中被一冷枪击中牺牲,年仅26岁。每次我读王青的墓碑,总是莫名其妙地坚信那个打他黑枪的人物还活在世上逍遥法外。这想法让人毛骨悚然但并不荒唐:人世间,我们真正知道的事实又有多少呢?这种打黑枪的人,他们比战场上与我们面对面拼杀的敌人更叫人仇恨,他们在茫茫人海里也有可能隐匿得更深。

    坐在烈士的墓前,我找回了我对离世的那些亲人、熟人准确真实的想念,我也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晰地想我的奶奶。我的童年是在奶奶家度过的,小学时班里同学问我怕不怕我的市长奶奶,我不回答他们,只是想起我爷爷对我奶奶的不怕。我爷爷是个给地主扛长活出身的大老粗,战争年代也流过血负过伤的。他不仅敢打我的奶奶,还撅折过她的眼镜腿儿。他的口头禅是:“白天谁怕咱,晚上咱怕谁!”——他打我奶奶一般在晚上。长大之后我才逐渐地弄清他这口头语的含意,我不喜欢我的爷爷。有一回我读到过一段有关丹麦女王玛格丽特1972年登基的描写:在王宫阳台上,站在玛格丽特公主身边的丹麦首相大声喊了三遍:“国王已经去世,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万岁!”聚集在王宫广场的两万名丹麦市民沉浸在悲喜交加的情绪中。这时新女王的丈夫亨里克来到阳台上,彬彬有礼地吻妻子的手,对她表示尊敬。这一事先并无安排的举动感动了成千上万的国民,他们把这看成是自豪、感激和信任的标志。这描写令我想起了我的爷爷,尽管我奶奶不是女王,可我爷爷在人前人后实在是对她缺乏起码的尊重。如果不是后来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我会厌恶我爷爷终生的。但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红卫兵小将到我家揪斗我奶奶时,我爷爷将我奶奶护在身后,和那些小将大打出手。据一位目击者回忆,当时我爷爷邪劲十足,只几分钟便将数十名小将打倒在地躺了一院子。后来我爷爷就是因此被红卫兵打死的,慢慢地,你一皮带、我一拳头地被打死的。不能不说我爷爷是为我奶奶而死,他一生不会去吻我奶奶的手,但他却能不假思索地为她豁出生命。若是我爷爷早死二十年,或许他也会被安葬在烈士陵园这苍松翠柏之间的,他本来就和长眠在这里的人们是一代人。也许这是我亲近烈士陵园的另一个原因。有一回我听说陵园管理处因为经济效益不好(参观者一向很少,门票才五毛钱一张),欲在园内辟出一块地方开办歌舞厅,顿觉怒火中烧。幸而此设想被陵园的上级主管——省民政厅及时否定,陵园才得以继续一如既往地庄重和清静。

    当我来陵园的次数多了,我还发现这庄重和清静吸引的不止我这样的人。这个中午,我坐在墓碑前读着一本闲书,有一男一女从我眼前走过。他们所以引起我的注意,是因为他们与这园内的一切格格不入。女的20岁左右,身材臃肿,卷发湿淋淋(保湿摩丝所致)地堆在耳边;脸上涂抹着很厚的劣质化妆品;一条黑呢长裙,裙裾上缀着一些金属亮片。男的30多岁,头发上明显地蒙着尘土,穿一身棕色西服,拎着大哥大包,像来自乡镇。他们渐渐地走近了,一路说着话。我下意识地低头把视线落在手中的书上,却分外留意着他们的声音。我听见女的说,二十不行。男的说,门票和可乐还是我买的呢,再添五块,二十五。女的说,五十二你也是做梦。男的说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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