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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李健鸣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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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李健鸣:

    您好!

    我又写了几行自以为诗的文字:

    如果收拾我的遗物

    请别忘记这个窗口

    那是我最常用的东西

    我的目光,我的呼吸和我的好梦

    我的神思从那儿流向世界

    我的世界在那儿幻出奇景

    我的快乐,从那儿出发又从那儿回来

    黎明夜色都是我的魂灵

    大概是我总坐在四壁之间的缘故,唯一的窗口执意把我推向“形而上”想,或者说思考,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。我不想纠正,因为并没有什么纠正的标准。总去想应该怎样,倒不如干脆去由它怎样。唯望您能忍受。

    我还是相信,爱情,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理想(梦想,心愿),并不要求它必须是现实。

    现实的内容太多,要有同样多的智谋去应对,势单力薄的理想因此很容易被扯碎,被埋没,剩下的是无穷无尽的事务、消息、反应所以就有一种潇洒的态度流行:其实并没有什么爱情,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日子(换句话就是:哪有什么理想,有的只是真实的生活)。但这潇洒必定经不装迂腐”的多有一问:其实“并没有”的那个东西,到底是什么?如果说不出没有的是什么,如何断定它没有呢?如果说出了没有的是什么,什么就已经有了。

    爱情并非有形之物,爱情是一种心愿,它在思念中、描画中,或者在言说中存在。呼唤它,梦想它,寻找它,乃至丢失它,轻慢它,都说明它是有的,它已经存在。只有认为性欲和婚姻就已经是它的时候,它消失,或者根本不曾出面。

    所有的理想都是这个逻辑,没有它的根本不会说它,说它的都因为已经有它。

    所以语言重要。语言的重要并不仅在于能够说明什么,更在于可以寻找什么,描画理想,触摸虚幻,步入可能。甚至,世界的无限性即系于语言的无限可能。

    写作所以和爱情相近,其主要的关心点都不在空间中发生的事,而在“深夜的戏剧”里。布莱希特的“陌生化”我想,关键是要解除白昼的“魔法”(即“确定”所造成的束缚),给语言或思悟以深夜的自由(即对可能的探问)。要是看一出戏,其实在大街上或商店里也能看到,又何必去剧场?要是一种思绪独辟蹊径,拓开了生命的可能之地,没有舞台它也已经是艺术(艺术精神)。有或者没有这样的思绪在飘动,会造就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。

    昨天有几个朋友来看我,不知怎么一来说起了美国,其中一个说:“美国有什么了不起?我可不想当美国人。”另一个说:“那当然,当美国人干嘛?”这对话让我感慨颇多,当不当美国人是一回事,但想不想当美国人确实已经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、被强调了,事情就不再那么简单。比如,为什么没有人去考虑要不要当古巴人?或者,你即便声称想当古巴人,也不会在人们心中掀起什么波澜,或引起什么非难。所以,存在之物,在乎其是否已经成为问题,而有没有公认的答案倒可以轻视。

    我也并不想当美国人,当然让我去美国玩玩我会很高兴,原因不在于哪儿更好,而在于哪儿更适合我。这都是题外话。再说一句题外话:有人(记不清是谁了)曾经说过:不可以当和尚,但不可以不想当和尚。此言大有其妙。

    并非有形的东西才存在。想什么和不想什么,说什么和不说什么,现实会因而大不相同。譬如神,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,相信什么样的神,于是便会有什么样的精神。所谓失神落魄,就是说,那个被言说、被思悟着的信仰(神)如果不对劲儿,现实(魄)必也要出问题。

    三毛说“爱如禅,一说就错”这话说得机巧,但是粗浅。其实禅也离不开说,不说怎么知道一说就错?“一说就错”只不过是说:爱,非语言可以穷荆而同时也恰恰证明,爱,是语言的无限之域。一定要说它是语言的无限之域,是因为,不说(广义地说,包括思考与描画),它就没有,就萎缩,就消失,或者就变质。眼下中国人渐渐地少说它了,谁说谁迂腐,谁累。中国人现在少说理想,多说装修,少说爱情,多言性。中国人现在怕累,因为以往的理想都已落空,因为以往的理想都曾信誓旦旦地想要承包现实。

    让理想承包现实,错误大约正从这儿开始。理想可以消失为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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