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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31章 徐树铮的宿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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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未平的时候振臂一挥,或可搏得一条生路。

    但是阎的行为却不被他的文武辅佐所赞同。阎锡山一生的重要谋士,总参议、山西国民师范校长赵戴文和手下第一员虎将商震都极力反对。国民师范在当时的山西是有相当地位的,它的学生几乎遍及政府各个部门,赵戴文亦因此而被官场中人尊崇为“先生”,有句话谈到赵戴文的“建树”时称:“晋绥军将校多出其门”。总参议、总监、参谋长,一个一个的头衔,加上与阎锡山二十年的生死之交,在山西这块土地上,也可以称得上是“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”,地位不能不谓之显赫。

    源于几十年传统文化的熏陶,赵戴文的思想深处有着浓厚的忠君爱民意识,他既忠于他的主官阎锡山,不愿意阎锡山“称乱”犯上,更不愿意战火弥漫,父老生灵涂炭。想尽其所能止乱息争,消弭战患。是故,在代表阎锡山入北京协商国事期间,赵戴文不厌其烦,竭力做阎锡山的工作。从元月起,赵戴文由北京电报阎锡山,对其“偕冯出洋”表示赞同:月中赵戴文又就此事两次电报阎锡山,剖析时局,晓以利害,阎锡山犹豫未定。

    冯玉祥又派薛笃弼见赵,陈述联晋、桂倒奉意见。赵一听之下,怒气勃发,由坐椅上站起来,把一个细瓷带盖茶杯,猛掷于地,大声吵着说:‘你们要害蒙(五台方言,“我”之意)阎伯川哩。’在屋内走来走去,怒气不息。赵戴文在北京日夜焦虑,夜不能寐,多次谈话表示:“我不忍看见中国再打内战。如果再打内战,我就要跳黄河。”北京各报大字刊登。随即,赵戴文携张作霖的亲笔信再回山西。

    在太原,赵戴文与阎锡山进行了一次不愉快的谈话。两人一见面,他便声色俱厉地责问阎锡山:“听说你要造反,有这事吗?”阎则表现得心平气和,不紧不慢地说:“次陇,你干什么这样大的火?坐下来慢慢地说,关于讨奉的事是大家的意见。”没等阎锡山说完,他就接上话茬说:“张执政取直平皖,已成功地统一了中国,威信已孚。他是政府,你们都是他的部属。你要领头打他,这不是造反吗?”说话间,贾景德与薛笃弼有事找阎。一进门就撞到枪口上,被赵戴文劈头教训道:“我听说全是你怂恿总司令造反,以后你再说,我要打你的头。”慑于他的威望,贾与薛都不敢做任何辩护,只好不声不响地退了出去。贾、薛退出后,赵戴文继续着原来的话题,语重心长地说:“全国人民都很厌战,希望过太平日子,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吗?再看我在北京半年多,深知张的内部已经成了铁桶子,军队力量也很强大,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,其实都是乌合之众,这些人见利则争,遇害则避,打起仗来,哪能靠得住?你要打他,不是自招失败吗?你太原的这些人,不是流亡政客,就是失意军人,你能听他们的鬼话吗?”尽管赵戴文语重心长,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,阎锡山只以一言相对:“你被张作霖收买了。”说得老先生好不伤心,掩泪而去。

    武将方面反对声也很高。山西第一师师长商震早年走向社会,经过百般历练,文韬武略不落人后。不得已而投靠阎锡山后,之所以十年如一日,鞍前马后奔走效力,只为没齿难忘的知遇之恩,著名的太原兵工厂就是其新手所建。然而就其本性言之,事事受制于人又心有不甘,寻找机会谋求独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。商震就作过这方面的尝试,针对晋军久不作战养成的素质低劣、意识陈旧的恶习,为今后的发展计,商震于短期内在大同创建大同军事政治学校,自兼校长,学校首期招生200余名。直奉大战完成后,他认为各派势力均已统一于张作霖的大旗之下,服从中央是问题的关键。因此,在山西第一师师长任上,商震开始表现出与阎锡山的离心倾向。

    在华东战争结束之际,人民军华中、西北、华南司令部调令频繁,全军上下酝酿着出兵大西南、解放全中国的劲头。当此之际,李宗仁等都不敢与中央正面对抗,只得在表面上承认张作霖政府的合法性。阎锡山见了,亦不敢动,于是冯玉祥联桂、晋反奉之计不得已暂时搁置。

    无奈之下,冯玉祥只得宣布辞去军职,上书国防委员会,请求辞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职务,并将其军队交于重要部将鹿钟麟。张作霖通电表示慰藉,并委任他为巡游苏联的中华民国执政府特使,以全面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,并作为张汉卿即将访苏的前站。

    在此事件上,冯玉祥有取死之道,张汉卿有必杀之心。徐树铮的宿命,也是冯玉祥的宿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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